那年今日
七星配资
李经方 资料图
桦山资纪 资料图
黑旗军军旗 资料图
刘永福
八卦山山顶观景平台旁义军使用过的大炮，成为当年抗击日寇的见证。饶强摄
位于广西钦州的刘永福故居 图源CFP
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台湾同胞随后展开长达半世纪的抗日斗争，直至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台湾复归祖国版图。
然而，一段时间以来，令台湾民众饱受屈辱的日本殖民统治却被“台独”分裂势力歪曲美化成“开启台湾近代化”，台湾可歌可泣的抗日历史真相和先烈先贤爱国爱乡的情怀精神被刻意抹灭。
今天，重温这段历史，非常必要。
《马关条约》资料图
130年前的那个甲午，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刻下了巨大的伤痕：满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一败涂地，签订《马关条约》，对日赔款两亿两白银，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丧权辱国。
消息传来，举国哗然，朝野上下，群情激愤，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割台斗争。台湾军民誓言“义不臣倭”，从日军登陆台湾的第一天起就进行了殊死抵抗，抗击日本侵略的战斗风起云涌。
日军虽然最后以武力侵占了台湾，却付出了死伤3万余人的惨重代价——两倍于他们在甲午战争中的伤亡人数。
宝岛台湾，曾陷于敌手50年，但台湾人民始终没有屈服于日本侵略者的殖民统治，起义不断，烽火不熄。
“宰相有权能割地”
1895年4月17日，日本马关的春帆楼上。在经历了一个月的谈判后，满清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没有争得日本的半分退让，不得不在谈判草约上签字。这便是《马关条约》。
据日方记载的谈判记录，李鸿章在签字后轻轻叹了口气，低声自语了一句：“我解脱了痛苦。”而对面的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则欣喜如狂：“大功告成了！”
签约的第二天，李鸿章就带着谈判团灰溜溜地乘船回国。李鸿章深知自己将要背负千古骂名，到了天津，他没有颜面进京向光绪皇帝复命，告病请假，躲在天津的寓所里闭门不出。
承认朝鲜独立，赔偿日本两亿两白银，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自1840年鸦片战争签订《南京条约》以后，满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不胜枚举，但割地之大、赔款之巨、主权沦丧之重，无出《马关条约》其右。空前的丧权辱国让朝野上下一片哗然。
彼时，正值京师举行三年一度的会考。在京的各省举子闻此噩耗，痛心疾首。在京会考的台湾举子和台湾籍官员立即上书督察院，提出“全台赤子誓不与倭人俱生”。各省举子公推康有为起草请愿书稿，向光绪皇帝请愿。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
此时的台湾，反对“割让”的浪潮正席卷全岛。时任台湾巡抚唐景崧在电奏稿中向京城报告：“有割台一条，台民汹汹，势将哗变”“万民愤骇，势不可遏！”
“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写下这悲愤诗句的人，是台湾著名士绅丘逢甲。丘逢甲早年进士出身，授工部主事，但他无意仕途，回到台湾讲书授业。得知《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丘逢甲刺破手指，血书上奏“拒倭守土”。
紫禁城里，王公大臣们也因“割台”与“反割台”而争执着，反对割台的声音不绝于耳。从4月中旬到5月初，各级大小官员以至督抚将军、宗室贝勒共500余人次上折上书共100余件次，为清朝前所未有。两江总督张之洞等晚清名臣皆在此列，他们还提出了如迁都再战、凭险据守等等对策。
但是，清朝统治者这时已被甲午战争的惨败吓破了胆，虽然也有犹豫，最终还是屈膝求和。
在清政府命令台湾巡抚唐景崧做好移交台湾准备的电报中，道出了满清统治者牺牲台湾的理由：“台湾虽重，比之京师则台湾为轻。倘敌人乘胜直攻大沽，则京师危在旦夕……;交割台湾限两月，余限二十日。百姓愿内渡者，听，两年内不内渡者作为日本人，改衣冠。”
5月3日，在恭亲王奕的劝说下，光绪皇帝为《马关条约》的正式文本盖上了玉玺。5月8日，清政府和日本政府代表在烟台互换和约，《马关条约》正式生效。
台湾被满清统治者当成换取苟安的筹码，割让给了日本。接下来，似乎就只剩交割的程序了。
谁去履行这道会被世人唾骂的程序呢？清廷一致推荐李鸿章。
李鸿章虽称“晚清第一重臣”，但在当时的清廷官场上，他树敌颇多，甲午一战，又折光了老本，正是落魄失意之时。举荐李鸿章去交割台湾的，或是落井下石，或是出于义愤，将《马关条约》的丧权辱国归咎于李鸿章，既然是他签的条约，干脆就让他“恶人做到底”。这些奏章的言语中充满了冷嘲热讽：“该大臣等既能定割地请和之策，自必具用夷变夏之才。”“该大臣既已约之于先，谅必能善之于后，且能与倭人议事者，除该大臣外别无一人。”
李鸿章推脱自己年事已高，而且在马关议和期间曾被日本浪人刺伤，没有接受这个使命，转而建议由台湾巡抚唐景崧办理交割事宜。清政府以唐景崧是地方官、无权交割为由，改命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为割台专使。
李鸿章的外交顾问、美国前国务卿科士达曾在著作中回忆：“这个任命使总督（李鸿章）大为不快与惊恐，因为这显示了北京方面有意把所有关于条约的非难和责任，包括实际移交割地的最讨厌的职务，都放在他和他的家庭肩上……他完全崩溃了。”
李经方原本是李鸿章的侄子，因为李鸿章年届四十膝下无子，就过继为嗣。后来李鸿章有了儿子，但仍以李经方为嗣子，称之为“大儿”，极为器重。
李经方曾任出使日本、英国大臣，一直协助李鸿章办理外交事务，马关谈判期间是主要谈判代表，由他做割台专使也算合理。李鸿章没办法，只能将谕旨转电在上海治病的儿子，称“我父子独为其难，无可推诿。”
可是李经方也知道其中利害，他也不愿去。于是，李鸿章办了一件在当时算得上“大逆不道”的事，他给总理衙门发电报，说李经方“素未到台，情形不悉”，而且“牵发旧疾，怔忡日剧，神志不清”，所以“李经方实不胜任，请旨收回成命。”
这下把光绪皇帝惹恼了，发圣旨把李鸿章严厉斥责了一顿，而且严词要求“毋得畏难辞避，倘因迁延贻误，惟李经方是问。李鸿章亦不能辞其咎也。”
李经方别无选择，只能接了这个注定千夫所指的差事。5月30日，他带着几位协理官员和40名卫兵，从上海出发去交割台湾。
日本任命的台湾总督桦山资纪，这时已经在炮口指向台湾岛的军舰上等候多日了。
李经方 资料图
停战“停北不停南”
李经方的台湾交割之行，创造了晚清外交史上的一大怪象：他们代表满清政府，却搭乘德国商船，悬挂德国旗号，半途有日本军舰护航。他们去交割台湾，却没有踏上台湾本岛半步，而是将《交接台湾文据》拱手送上了日本军舰。
连桦山资纪都对这样的安排感到疑惑，他曾问李经方，为何既到台湾却又不上岸？李经方回答说：“台湾岛民心情激昂，已不听政府命令，且误认台湾割让乃吾父子谈判不力所致，殊恨吾一家，小官登台必立遭斩杀。”
这段对话并非正式史料记载，但文中李经方的担心倒并非虚言。
《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刚一传到台湾，岛内即炸开了锅。全台人民如“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四野”。
一封《台湾人民抗战檄文》被贴在了台湾彰化府的府衙大门上，《檄文》表达了“誓不服倭、抗战到底”的决心，同时也把矛头对准了李鸿章等：“我台民与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不共戴天，无论其本身、其子孙、其伯叔兄弟侄，遇之船车街道之中、客栈衙署之内，我台民族出一丁，各怀手枪一杆，快刀一柄，登时悉数歼除……以为天下万世无廉无耻、卖国固位、得罪天地祖宗之炯戒！”
6月3日零时30分，李经方和桦山资纪在“公义”号商船上匆匆完成了交割手续，随即，“公义”号拔锚解缆，驶离台湾海面。作为顾问与李经方同行的科士达写道：“夜半，中国船拔锚，在日本海军礼炮声中，我们向上海开行。我们在台湾海面36个小时，没有一个官吏是比完成任务的李经方更快乐的。”
清政府的割台专使李经方，没有胆量、更没有脸面登上台湾岛，而准备“接收”台湾的桦山资纪，却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曾经踏足台湾。
桦山资纪 资料图
为侵占台湾，日本处心积虑地准备了几十年，多次向台湾派遣人员，调查搜集台湾的情报。早在1873年，还是日本陆军少佐的桦山资纪就化装来到台湾，对台湾的山川、河流、道路、矿产、人口进行详尽调查。第二年，日本就以琉球人与台湾原住民发生冲突为借口，派军队入侵台湾南部地区。
只是，那时的日本还没有吞下台湾的能力，台湾军民的抵抗让日军损失惨重。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率军入台，积极布防备战。但是，懦弱的清政府还是赔偿了日本50万两白银军费，换得日本撤军。
当年七星配资，桦山资纪潜入台湾侦查还要装成个哑巴，潜行蹑踪，22年之后，桦山资纪被日本政府晋升为大将、台湾总督兼军务司令官，率领着舰队，耀武扬威地来“接收”台湾了。
日本很清楚，仅凭一纸《马关条约》，绝不可能把台湾轻易收入囊中，他们早就做足了武力攻台的准备。
澎湖列岛为闽、台之锁钥。日本欲据台湾，必先得澎湖。在马关谈判期间，日本已派兵攻取了澎湖列岛。
停战协议，算得上整个马关谈判期间日本做出的惟一“让步”，这还要仰赖于一个意外的刺杀事件。
马关谈判既开，早就丧失了战斗意志的清政府一上来就要求停战。但日本连这个要求也不答应，狮子大开口提出占据天津、山海关等作为要挟。
3月24日，李鸿章在返回寓所的途中，被一个名叫小山丰太郎的日本刺客开枪击中。子弹打中了李鸿章的左颧骨，血流满面，幸而未伤及性命。
小山丰太郎之所以刺杀李鸿章，是要阻止中日议和，他认为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攫取的利益还不够！
李鸿章意外遇刺，日本政府迫于国际舆论，也为了安抚李鸿章，暂时同意了停战。饶是这样，停战协议也是“停北不停南”：中日两国在奉天、直隶、山东地方的海、陆军，均一律照停战条款办理，台湾战事不在停战协定规定之内，台湾他们照打不误。
无论马关谈判最后是何结果，日本侵占台湾的计划一步没停。
为攻打台湾，日军组建了两支侵略部队。一支是桦山资纪亲自率领的“台湾总督府直属部队”，总兵力近7000人；另一支是日本亲王北白川能久率领的近卫师团，兵力近15000人。两万多人的攻台部队，加上29艘军舰组成的庞大舰队，浩浩荡荡地逼近台湾。
5月29日，日本近卫师团先头部队在台湾北部的澳底登陆。还没到双方约定的交割日期，日本已经急不可待地登岛了。
年号“永清”
而所谓的交割手续，对台湾军民来说也没有任何意义。在对清政府绝望之后，他们决定以自己的力量坚守国土。
就在清政府为李鸿章推诿割台之责而严加申斥的时候，5月23日，台湾绅士们以全体人民的名义，发表了《“台湾民主国”独立宣言》：台民公议自立为“民主之国”。
成立“台湾民主国”独立自救的设想，历来认为出自保台运动的领导人丘逢甲。近年来，史学家依据史料分析，认为最早提出这一想法的应该是原清政府驻法国参赞陈季同。
陈季同是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的幕僚，随其入台，早年曾留学欧洲，又担任过驻外使节，熟悉国际法。早在《马关条约》签订之时，消息传到台湾，全岛震动。台湾士绅们商议保台之策，陈季同就援引国际法中“割地须问居民能顺从与否。民必须从，方得视为易主”的说法，提出了“民政独立，遥奉正朔”的主张。
不过，那时候台湾军民仍寄望于清廷能够奋起一战，保住台湾。《马关条约》签订后的两个月里，唐景崧致电北京20多次，每次词语都是慷慨激昂，丘逢甲等士绅联名血书上奏，却只换来清廷“台湾虽重，比之京师则台湾为轻”的上谕，此后，再不理会。
直到5月底，清政府电令唐景崧“即开缺来京陛见，台省大小文武各员内渡。”至此，清政府已经完全表明了抛弃台湾之心，台湾军民陷于绝望。
5月21日，台湾士绅们在台湾筹防局聚会，自立保台之策确定了下来。
按照他们的设想，《马关条约》是清政府签的，如果台湾自立，脱离了清政府，条约中割让台湾之说自然不再成立。日本想要台湾，那就要看台湾人民答不答应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马关谈判期间，李鸿章希冀能够保住台湾的不是守土有责的清政府，恰恰也是台湾人民。他对伊藤博文说：“我接台湾巡抚来电，闻将让台湾，台民鼓噪，誓不肯为日民。”伊藤的回答很干脆：“听彼鼓噪，我自有法。”
伊藤博文的办法，自然就是武装侵略。
指望台湾自立而阻止割让，只能是一厢情愿的空想。日本才不管台湾是不是自立，侵略军已经在军舰上，来势汹汹。清政府则早抱定了媾和苟安之心，指派李经方草草履行手续，交割了账。
台湾士绅们设立“台湾民主国”，还有另一个考虑，造成台湾形式上的“独立”，以此借助欧洲列强干涉。这样“以夷制夷”的办法，李鸿章、张之洞等清廷重臣也曾想过。他们曾联系英国，被拒，后又转求法国。法国倒是有意染指台澎，还秘密联系了西班牙、荷兰。但是德国从中插了一杠子，联络日本，打消了法国的念头。
在当时的列强眼中，中国不过是分而食之的一块肥肉，只要日本吃的不是自己意中的那块，他们才懒得理会。《马关条约》中割让两块中国国土，辽东半岛牵扯到列强利益，于是“三国干涉还辽”；台湾及澎湖列岛没有列强染指，他们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对清廷，完全绝望；对列强，毫无指望，能够倚靠的保台力量，只剩台湾军民自己。
以台湾一己之力，抵抗侵略气焰正盛的日本，能有几分胜算？台湾军民其实心里也很清楚。所以，《“台湾民主国”独立宣言》里有了这样决绝的文字：“台民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
5月25日，数千台北绅民蜂拥而至巡抚衙门，由丘逢甲等代表捧送民主总统印及国旗。
唐景崧身着巡抚朝服而出，在一众台湾民众的拥戴下，面朝北方叩首大哭，正式就任“总统”。“台湾民主国”宣告成立。
“台湾民主国”成立的一幕，后来被一些“台独”分子引为“台独”渊源依据，实在是荒天下之大谬。所谓“台湾民主国”的用意，完全在于抵抗日本侵略的一时之策，既不是“国”，也和真正的“民主”不沾边。无论是“台湾民主国”的主持者还是台湾民众，都没有丝毫的独立之意，成立这个“民主国”，恰恰是要维护国家的统一。
“台湾民主国”成立的第二天就发布公告，说明成立“民主国”之缘由，晓谕全台：“惟是台湾疆土，荷大清经营缔造二百余年，今须自立为国，感念列圣旧恩，仍应恭奉正朔，遥作屏藩，气脉相通，无异中土。”
此前，台湾士绅发布的《独立宣言》中也称：“今已无天可吁，无人肯援，台民惟有自主，推拥贤者，权摄台改。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朝，作何办理。”
“台湾民主国”改年号为“永清”，意即永远隶属清朝。“国旗”被设计成一面蓝底黄虎旗，比清朝的黄龙旗低了一个等级。旗子中的老虎虎首向内，尾高头低，以表臣服中土……
“台湾民主国”成立当天，刚刚被推举为“总统”的唐景崧即致电总理衙门：“台民前望转机，未敢妄动，今已绝望，公议自立为民主之国……遵奉正朔，遥作屏藩。俟事稍定，臣能脱身，即奔赴宫门，席藁请罪。”
数日之后，清政府还是把台湾交割了出去，唐景崧对那场海面上的交割仪式全不知情。保台的战斗在交割之前已经打响，纷乱的警报和溃败让他焦头烂额。这位一直对保台慷慨陈词的台湾巡抚，实在没有表现出相应的慷慨作为。
“景崧之肉其足食乎！”
5月29日下午，台湾基隆港遭到日本军舰的猛烈炮轰，保台战役正式打响。
炮轰台湾的日本军舰，可以说大名鼎鼎，早已为中国人所切齿痛恨，它们是“浪速”、“松岛”、“八重山”……甲午黄海大战之时，皆是日本海军主力。指挥这支攻台舰队的，恰恰是一年前偷袭清政府“高升”号运兵船的东乡平八郎。此时，凭借甲午海战之功，东乡平八郎已由“浪速”舰长升任日本海军南方舰队司令，此后，他更成为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被尊为“日本海军之父”。在东乡平八郎的晋级之路上，满清北洋水师成了祭奠的羔羊。
不过，攻打台湾之役，唱主角的是日本陆军。日本军舰对基隆的炮击只是佯攻，炮响的同时，日本近卫师团突然出现在基隆东南的澳底。
基隆是防守台湾的重中之重，唐景崧判断日军的主攻方向必然是这里，派有重兵把守。然而他忽略了距基隆仅仅50华里的澳底，那里水深浪平，地势开阔，最适合抢滩登陆。澳底的守军仅有400人，且多是刚刚招募的抗日义军，基本上没什么战斗力可言。
这一致命的弱点恰恰被日军发现并利用。日本近卫师团司令北白川能久率领其前锋部队登陆澳底，建立了滩头阵地，继续向纵深推进。抗日义军完全不能与之对敌，稍触即溃。
战事甫开，清日双方的军事指挥高下立判。
唐景崧实在不是一个称职的统军将领。日本侵略军的桦山资纪、东乡平八郎等，都是行伍出身，在历次的日本侵略战争中历练而来。反观这位刚刚被临时拥戴成的“总统”七星配资，进士出身，自称“儒将”，可指挥作战的经验几乎为零。
1894年10月，唐景崧署理台湾巡抚时，甲午战争已经打了两个多月。彼时战火虽然尚未燃及台湾，但举世皆知日本野心，台湾一战在所难免。
这个当口，清廷却做出了个临阵换将的决定。时任台湾巡抚的邵友濂与台湾布政使唐景崧不和，被清廷调离。“素有知兵之名”的唐景崧，成了包揽行政、军事大权的台湾巡抚。
唐景崧在军事方面的名气，来自于1884年的中法战争。当时法国入侵中国的属国越南，没想到遭遇了中国的黑旗军，屡屡受挫。
黑旗军军旗 资料图
黑旗军原是一支反清义军，在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逃到越南。看到他们对法军作战有方，唐景崧毛遂自荐，成功招抚了黑旗军。后来，他又说动老将军冯子材出山，取得了镇南关大捷。
中法战争的结果是清政府不败而败，但唐景崧却博得了“知兵”之名。其实那些胜仗的指挥者，先有黑旗军首领刘永福，后有老将冯子材，唐景崧穿插其间，只是个说客加政客，所谓“知兵”，恐怕只是纸上谈兵。
而唐景崧在保台战争中的表现，充分说明其军事指挥方面的昏庸无能。
5月29日，刚刚当了4天“总统”的唐景崧，接到日军在澳底登陆的警报，这才如梦方醒，忙不迭地派吴国华带领700人去防守三貂岭。
三貂岭是基隆和澳底之间的一道天然屏障，道路险阻，易守难攻，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若早有驻军布防，完全有机会挡住日军的进攻，至少也能为其他地区的防守赢得时间。但是当吴国华率队在30日赶到三貂岭，日军已经在山顶上安营扎寨。就连日军的随军记者，对轻易占领三貂岭也感慨：“实乃我军大幸。”
非但没有“知兵”之能，唐景崧抗日保台的意志，也不像他慷慨激昂的表态那样坚决，其实他一直给自己留着“后手”。
清政府明令割台之后，唐景崧虽然没有走，却让台湾府、道、厅、县及各级将领大多内渡。在他给朝廷的电报中说：“惟臣先行，民断不容，各官亦无一保全。只可暂留此，先位各官陆续内渡，臣当相机自处。”
三貂岭失守，基隆门户大开。守军死战数日，提督张兆连重伤，记名提督陈得胜战死，余众在激烈的巷战之后终告不敌。6月3日，基隆失守。第二天，基隆通向台北的门户狮球岭被日军攻占。
在此之后，日军却忽然停止了进攻。据《日本侵略台湾档案》辑录的日军档案记载：“在三日完全占领基隆之前，大家都很忧虑，因为我们携带的口粮已经完全吃完了。道路险阻，没有运输能力，后方完全不可能有粮食补充。”
这个绝好的反击机会，却没有被唐景崧抓住。他的心思已经不在抗日作战，而是想着如何逃跑了。
早在日军登陆之时，唐景崧就已经安排家小化装逃离“总统府”。4日，从基隆突围出来的守军来到台北，他们拥入“总统府”，要求唐景崧率军再战。可唐景崧表面应承，当晚就从后门溜走。他先是藏入德国商行，随后又跑到了沪尾港的船上。
“总统”弃台而逃的消息很快传开了，台北群龙无首，一片混乱。愤怒的沪尾要塞守军听说唐景崧潜逃至此，开炮轰击了他的座船，并且封锁了港口。但是，两天之后，唐景崧还是藏在一艘德国商船的舱底，带着家小逃到了厦门。他一同带走的，还有20万两国库库银。
还在台北南部率义军巡防的丘逢甲，听说唐景崧携款潜逃，咬牙切齿地说：“吾台其丢矣！误我台民，一至此极！景崧之肉其足食乎！”
6月7日，侵台日军缓过劲来，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台北。10天之后，桦山资纪在台北主持“始政典礼”。日本以此为在台湾殖民统治的开始，并把6月17日定为“始政纪念日”。
但是，日本宣布“始政”的同时，更加汹涌澎湃的抗日保台运动也开始了。
黑旗将军
侵台日军占领台北后，便急不可待地要拿下新竹，以便打开南侵的通路。
6月11日，北白川能久率领的近卫师团在台北集结完毕，随即派出一个中队作为前锋，直奔新竹而来。半途中，这个中队被四面赶来的义军杀得人仰马翻，狼狈逃回了台北。
这时的新竹，已经成了义军聚集之地，时人记载：“不期而会上万人，漫山遍野。”但是，义军毕竟多是没有任何军事训练的乡民，缺乏统一指挥，武器大多还是刀枪弓箭这样的冷兵器。22日，日军大部队在重炮支援下，攻取了新竹。
自从登陆以来，日军长驱直入，一路没有碰到有效的抵抗，这让他们气焰更加嚣张。据日军所著《台湾征讨史》记载，在他们眼里，清军不堪一击，义军蜂起，却是“乌合之众”，“以为台湾不过手掌大小之地，以一旅之众即可一举歼灭。”
占领新竹之后，北白川能久下令“南征”。但是，桦山和北白川都没有料到，日军不仅难以进兵新竹以南，而且连新竹以北的局面也很难控制。“南征”的命令下达了，却迟迟不能抽出兵力往南进攻。
日军占领了新竹城，城外仍在义军的掌握之中。事实上，新竹日军已处在包围之中。义军以劣势兵力、劣势装备，不断地袭扰、打击着日军，甚至还三次攻打新竹县城。
焦头烂额的日军暂缓“南征”，转而以残暴的扫荡，打击占领地区的抗日力量。抗日义军的领导人丘逢甲成了日军的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丘逢甲部队很快被打散，他躲入深山，后辗转内渡。
台湾抗日义军的领导人发生了变化，桦山资纪碰上了真正的对手——黑旗将军刘永福。
刘永福
刘永福在1894年9月来到了台湾。时值中日甲午之战正酣，调刘永福入台是清政府加强台湾防务的重要举措。只是，这个举措更像是借刘永福的名气壮壮声势而已。
在10年前的中法战争中，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屡挫法军，威名远播。清政府“招安”了黑旗军，却始终不相信这支反清出身的队伍。“招安”之后，黑旗军被调回国内，随即开始逐渐裁撤。刘永福则挂了个广东南澳镇总兵之名，不予实权。
到刘永福调往台湾时，他手下仅剩300余人黑旗军老部下，临时招募乡勇，凑了千人之数。到台湾后，刘永福的职务是“帮办”，还是没有实权。
当年“招安”刘永福的唐景崧，这时成了他的顶头上司。即便是到了台湾存亡之际，唐景崧也没有放下猜忌、提防之心。
日军大兵压境之时，刘永福建议全台防御统一部署，并主动提出率黑旗军协防台北地区。这个合理的建议被唐景崧拒绝。刘永福被派驻台南，唐景崧自己驻守台北，总揽军政大权，
自称儒将的唐景崧犯了兵家大忌。其时，台湾驻军加上临时招募的义军，总人数不过三万余人，这些兵力像撒芝麻盐一样被分散到台湾各处，看上去全盘防守，实际上处处羸弱。
结果，唐景崧直接指挥的台北防御被日军轻易突破，唐本人当了13天“总统”就仓皇弃台逃命。台中地区清军防守薄弱，自发而起的义军以血肉之躯拼死抵抗，生生扛住了日军一个月之久。
但是义军的抵抗至多是迟滞了日军的进攻，聚集在台南的黑旗军成了保卫台湾最后的希望。
获悉台北沦陷、唐景崧逃跑后，台南数千民众聚集在刘永福府门外，三次给他送上新铸的“总统”金印，刘永福都恳辞不收，坚持以朝廷册封的台湾军务帮办之名领导抗敌。这个说法出自刘永福口述的《刘永福历史草》，时人所记多从此说，但是在此后刘永福发布的公告中，有一些是以“总统”署名，似乎他还是接受了“总统”之职。
刘永福是否接任了“总统”，牵涉到“台湾民主国”的存在时间，史学界对此仍有争论。但是他成了抗日保台的实际领导人是不争的事实。在这之后，侵台日军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挫折和损失。
“诸公误我”
日军对台湾的军事部署早已了如指掌。刚刚攻入台北，桦山资纪就给驻守台南的刘永福写了一封劝降信。他并不认为刘永福有资本与之一战，信中说：“独以无援之孤军，把守边陬之城池，大势之不可为，不待智者而可知已。”这倒不是虚言。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和抗日义军，确实已经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绝境。
桦山资纪的劝降信通过英国商船转交，战时的混乱让这封信直到8月23日才到达了刘永福手上。同一天，北白川能久的近卫师团开始围攻台中重镇彰化。
彰化的黑旗军和义军总数才3000人，不及日军的五分之一。彰化似乎成了日军唾手可得之物。
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刘永福给桦山资纪写了封回信，不但义正词严拒绝投降，还劝桦山资纪“及早改图，将台北地方全行退出……否则，余将亲督将士，克日进征，恢复台北，还之我朝。”
同时，刘永福给驻守彰化的黑旗军将领吴彭年发电报：“兵来御之，死守无恐！”
彰化当时还是座小城，城中无可防守。吴彭年把防守阵地摆在了城东的八卦山上。八卦山之役成了抗日保台期间最惨烈的一次战斗。
是役，3000名彰化守军与15000人的日军血战了三昼夜，黑旗军将领吴彭年战死，义军首领吴汤兴战死……最后突围幸存的，仅剩不到50人。
日军的损失同样惨重，在攻占彰化的路上留下了上千具尸体。战斗过程中，日军主帅北白川能久见久攻不果，骑着马到前线督战，一发炮弹不偏不倚在他身旁爆炸，坐骑当场被炸死。事后，日本的媒体大肆吹嘘说“亲王有神灵庇护，须发无损。”但是不久之后，北白川能久病重的消息见诸报端，10月份，北白川死在了台湾。让北白川能久“病重”的，应该就是那发炮弹。
八卦山山顶观景平台旁义军使用过的大炮，成为当年抗击日寇的见证。饶强摄
彰化失陷了，日军兵分几路大举南下，黑旗军和义军拼死抵抗，战斗演变为一村一镇逐个争夺。日军凭借强大的军事优势，逐步蚕食着台湾的土地，却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日军档案记载：“我军冲锋，敌军却一步也不后退，挥舞刀枪，欲杀我军。真是太顽强了！”
在兵力和装备上都处于绝对劣势的黑旗军和义军，并没有因此而退缩，反而选择了主动出击。9月初，趁着日军兵力分散的机会，他们开始北上反攻，一路收复了大莆林、北斗、云林等地。日军狼奔豕突，退回彰化，被数千名黑旗军和义军包围了起来。
这一下，桦山资纪着了慌，赶忙向国内求援。9月11日，从辽东半岛紧急抽调来的日军第二师团到达了台湾。这个师团有两万余人，是甲午战争中日本入侵旅顺的主力，兵强马壮。侵台日军的兵力陡然翻倍。
其实，日军即便没有第二师团的增援，黑旗军和义军也无力攻取彰化了。他们根本就没有攻城用的重火力装备，连日的进攻已经成了强弩之末。
9月23日至25日，黑旗军和义军发动了最后一次攻城行动，在日军猛烈的炮火下伤亡惨重，不得不退去。
日军赶来增援的第二师团，加上首批登陆台湾的近卫师团，侵台总兵力已达4万人，甚至超过了甲午战争期间投入的陆军兵力。枪炮齐备的日军，兵分三路，向着仅剩数千人的黑旗军和义军合围而来。
日军近卫师团咬着黑旗军和义军撤退的脚步，一路向南追杀。第二师团则搭上运兵船，由海路绕到了刘永福的身后，一半在台南府城西北方向的布袋嘴港登陆，另一半在西南方向的枋寮港登陆。
至此，日军陆海并进，南北夹攻，台南府城完全处于敌锋之下，危在旦夕。
曾经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刘永福，这时陷入了四面楚歌的绝境。自率部来台后，他既不为朝廷所信任，又受到上司的压制和排挤。担起抗日保台重任已有数月，敌兵势大，己方粮饷全无，刘永福内外交困，苦苦支撑。
为济燃眉之急，刘永福号召爱国绅民“有银帮银，有钱帮钱，无钱帮米”，还曾经自己发行银票、印邮票，无奈都是杯水车薪。
刘永福屡次派人渡海，向两江、浙闽、两广总督告援，皆无成效。实际上，当时的两江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谭钟麟都是保台的支持者，也都秘密地向台湾输送过资金、武器，时人记载：“台北粮械多出自香帅（张之洞）之助。”但那多是在清政府交割台湾之前。
清政府把台湾当成媾和的筹码扔出去后，不但没有给台湾任何支援，还训诫沿海的封疆大吏们，严禁运粮械济台。
张之洞曾经寄望台湾自保一段时间以改变时局，6月初，他曾密电刘永福，询问台湾可以支撑的时间，并允诺两个月后将有援兵。但是后来的两个月间，刘永福函电迭至，又派人登门求援，张之洞却没有答复了。
直到10月2日，张之洞才电告由台南回厦门求援的道员易顺鼎：“台事奉旨不准过问，济台饷械更迭奉严旨查禁，此时台断难救。且事必不能密，万一泄漏，徒碍大局，朝廷必然震怒；且东洋必更加诘责要求，岂不所损更多……务望权其轻重，速离厦门，免生枝节为要。”
被朝廷抛弃的绝望让刘永福耿耿于怀，直到数年后口述《刘永福历史草》仍在慨叹：“内陆诸公误我，我误台民！”
矢尽离台
10月9日，嘉义失陷，台南府城成了一座孤城。外援既断，粮饷又复告罄，刘永福进退失据。10月10日，他给桦山资纪写了一封信。也正是因为这封信，让后世对刘永福的评价褒贬不一，至今仍争论激烈。
刘永福在信中表示，愿意将台湾让给日本，但有两条要求：日军要厚待百姓，对“所部兵勇以及随员人等，亦须厚待，不可侮辱，将来须请照会闽浙总督、两广总督或南洋大臣，迅速用船载回内地”。
有人认为这是刘永福的投降信、乞降信，有人则认为这是有条件的议和，是绝境之下最后的抗争。两种观点都有各自依据，难以定论。
且不管刘永福的初衷是投降还是议和，胜券在握的桦山资纪都不会答应他的要求了。桦山资纪很快写了回信，日军可以停止进攻，条件是“唯有（刘永福）面缚自来军门乞哀”。
刘永福恼了，再写一信，干脆说出了自己的打算：“若本帮办战不能胜，即率旧人退入内山，亦可支数年，而不时出战，决不令安居此地也。”
此后，刘永福确实做了“进山打游击”的准备。易顺鼎发来电报，劝刘永福内渡，刘永福回电：“誓不走，如万难支，决入内山作草寇，与遗民共存亡。”18日，刘永福召集部众，议定退入台南城东的大山之中，随即开始向山中秘密运送辎重、装备。
但是，第二天传来的一条噩耗，彻底击垮了刘永福继续战斗的决心——曾文溪失守了。
曾文溪距离台南府城只有17公里，是北向防守的最后一道防线。刘永福几乎把所剩的4000兵力全部安排到这里，准备孤注一掷，与日军决一死战。孰料，日军早已侦察到曾文溪的阵地布置，正面佯攻，侧面迂回，两下夹攻，只用一天就攻破了曾文溪阵地。
曾文溪一战是台湾保卫战的最后一役，黑旗军和义军的有生力量消耗殆尽，再也组织不起有力的抵抗。
惨败让刘永福灰心丧气。到了不得不退入内山的时候，这位身经百战的将领已经失去了勇气和信心，转而求助于神灵，到台南的白莲庵求签，结果竟得了个“下下签”：“求财不得；求病必死；求子生女；失物无回；出行多阻。”
当夜，刘永福带领家眷和十几个亲兵，乘坐英国商船内渡厦门。
1895年10月21日，日军进入不再设防的台南府城。保台之战宣告失败，台湾就此沦入敌手五十年。
刘永福以败军之将的身份回到了厦门，但民众仍视其为英雄，夹道相迎，并准备在第二天举行仪式，纪念他的抗日保台壮举。刘永福愧不能受，当夜就离开厦门，归居广东南澳，自此离开官场隐居。
位于广西钦州的刘永福故居 图源CFP
在他之前内渡的丘逢甲，则回到祖籍广东蕉岭。他把书房取名为“念台精舍”，为儿子改名为“丘念台”。1896年，丘逢甲满怀悲愤写下了《春愁》一诗，“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
后来，丘逢甲投身辛亥革命的大潮。1912年，丘逢甲病逝，弥留之际嘱咐家人：葬须向南，不忘台湾。
10月27日，桦山资纪发布告示声称：“台湾全岛已全部平定。”但是，他的话说得太早了。“全局输未定，已溺有燃灰。”此后，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台湾的半个世纪里，台湾人民反抗日本统治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在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
本文原载于《北京日报》2014年2月11日17、20版
原标题：宝岛拒倭——甲午战争后的反割台斗争
记者：董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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